“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2240年前，秦将任嚣筑城于番山、禺山之间，广州的城市基业由此奠定;1800年前，三国东吴分交州而置广州，“广州”之名自此镌刻于华夏版图。两千多年过去，城市不断生长，城址未移、文脉绵延不绝。广州为何能够穿越漫长岁月而历久弥新?

8月30日，“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研讨会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社)主办，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承办。聚焦“城脉千年”核心命题，本次研讨会会聚考古、历史、文学、海洋史等领域专家学者，立足长时段、整体性视野发表真知灼见，通过考古实证与理论思辨的双向互证，共同探寻广州两千余年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

城址未移：读懂一座城的时间纵深

城市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生命体。有的古城在历史变迁中迁徙、湮没，有的城市在旧址之上重建新生。广州最为珍贵之处，在于两千多年来城址未移、城市功能延续、区域中心地位不变，古城与今城在同一片土地上层层叠合、生生不息。

文物是读懂古代城市最可靠的钥匙。当天上午，与会专家走进“城脉千年”专题展，一件件文物打开了理解广州的不同入口。研讨会上，多位考古、历史学者从出土遗存入手，解码广州“城址未移”背后的文明逻辑，阐明广州城脉与国脉深度交织的城市发展轨迹。

陈春声

“从两千多年前建城至今，这座城市的中心居然就一直‘守’在那里，没有分毫挪动。”研讨会上，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历史学系教授陈春声点明广州城市核心两千余年未曾迁移的独特特质。南越国宫署遗址保存秦汉直至民国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宫殿基址、曲流石渠等遗迹，共同构成了迄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秦汉王家宫苑实例;北京路层层叠压的长达44米的11期路面，更把这座城市对自己“城脉”的坚守完整呈现于当代。

王巍

这条城脉，首先有坚实的考古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在线上分享中，将广州文明溯源推向更为久远的史前时代。金兰寺贝丘遗址见证先民渔猎生息;甘草岭遗址出土玉琮残件，证明了源自环太湖良渚文化的文明余晖，已跨越千山万水浸润岭南;竹园岭遗址、墨依山遗址出土形制规整的礼仪用器，勾勒出中原礼制南渐的历史轨迹。南越国阶段，在政治与文化上积极仿效秦汉之制“同制京师”，波斯银盒、非洲象牙等舶来品则印证了海上贸易兴盛。“广州区域文化源远流长，它既是岭南的，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全洪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原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原会长全洪将目光投向秦汉至两晋时期，立足一线考古成果，梳理城市建制演变脉络。秦始筑南海郡治、番禺县治于白云山下、珠江北岸;南越国“和集百越”，促成汉越文化兼容共生;东吴分交州置广州，后广州取代番禺成为岭南中心的指代。“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皆平康”的晋代砖铭，反映当时广州相对安宁的社会境况，也寄托人们对平安、康乐生活的愿望。城址的稳定，不只是地理空间的固守，更是文明体系的赓续。两千多年间，广州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未变，不断把地方发展进程汇入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洪流。

“城址未移”不只是地理空间的稳定，更是文明脉络的延续。陈春声表示，广州根植于河海交汇的岭南地理生态，市井生活、文化形态丰富多样;与此同时，从建城之初便遵循传统中国城市规制，南越国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宫苑形制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在这里彼此交融，“城脉”始终与“国脉”同频共振，独特性由此汇入统一性，地方性由此彰显“中国性”，这正是读懂广州千年赓续的一把钥匙。

通海融汇：阐释千年商都的开放基因

广州的时间纵深，不只写在地下，也写在大海之上。广州的开放，并非简单被动接纳外来文化，而是在文明碰撞之中完成吸收、再造与创新。

陈平原

“广州建城2240年，这当然了不起，可放在整个中国史，并不算最久远。”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认为，广州之所以重要，其最大特色是“千年商都”。从隋代南海神庙开“近海立祠”先例，到唐代设市舶使，及至清代十三行万商云集，再到广交会联通世界，广州因海而兴，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留下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开放轨迹。

李庆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广东历史学会会长李庆新提出“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海洋是观察广州历史的关键视角。在两千多年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广州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从未缺位，唐宋和明清更形成两个光彩夺目的“广州时代”，呈现出由“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构成的“二加一”复合型“广州形象”。

所谓“世界广州”，是广州以海洋为纽带，连通中国内陆腹地与海外各地，汇聚人员、商品、财富与信息;所谓“广州世界”，是广州在吸纳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把本地文化连同中华文明传播到远方。两者如镜之两面：一面是通江达海、万商云集的开放门户，一面是交流互鉴、彼此成就的文明场域。千年商都之“商”，不只是货物往来，更带来思想相遇、文化交融和制度创新。

蒋述卓

西来庵与光孝寺，正是这种文明交流的历史见证。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蒋述卓介绍，达摩走的是广州“通海夷道”，西来庵的建立便成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铁证;光孝寺则标志着禅宗从“西来意”彻底转向“中国心”。广州的开放包容，并非简单接纳、被动汇合，而是在兼收并蓄中转化创造，在交流互鉴中生成新的文化形态。

这也是广州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地处国家南大门，却并非文明版图的边缘;远离古代政治中心，却始终站在中外交流前沿。门户的意义，不只在于让世界进入中国，也在于让中国走向世界。

文脉长新：让城市历史可感可知直抵人心

一座城市，不只有城垣、宫殿和街巷，也有人的生活、情感与精神。城脉延续到哪里，文脉便生长到哪里。

彭玉平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彭玉平以“诗性城市”为广州画像。“对比洛阳、西安等传统诗词重镇，广州流传的顶级名篇数量并不算多，但是诗歌文脉绵延不绝。”彭玉平表示，从晋代吴隐之，到唐宋张九龄、苏轼，再到明代南园五先生、清代岭南三大家，一代代本土和流寓文人在广州观山海、写风物、抒襟怀。廉洁自守的“君子志”、面向海洋的开阔气象、家国天下的雄直之气，与市井烟火中的从容闲适交织在一起。正如彭玉平所说，广州的历史，是一部“用诗歌化成的历史”。

历史需要发掘，也需要讲述。陈平原提出，某种意义上，城市是建起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尤其是城市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即内在的力度与美感，需要人文学者帮助发掘，才能被公众所接纳。在他看来，此次展览突出作为城市的“广州”，策展方思路很明确，分寸感也把握得比较好。展览的主角是“城”，而不是“人”，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均附着于具体的事件、场景或建筑，而非单独介绍，“我以为这么处理是明智的”。博物馆历来讲究“以文物呈现历史”，如今适当引入文学与艺术——如点缀若干韩愈、苏轼、汤显祖的诗文，这种尝试值得嘉许。

回望近代以来的岁月，从三元里抗英，到广州起义;从新中国创办广交会，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广州一次次站在时代潮头，担当民族重任，推动社会进步。回望千年城脉，不是为了停驻于往昔，而是要从历史连续性中读懂广州何以成为广州，进而回答广州如何更好走向未来。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400多年前，汤显祖行经广州，写下传诵至今的诗句。今天再读，这份“气脉”既在层叠的城垣街道中，也在通江达海的开放格局中;既在绵延不绝的诗书文脉中，也在一次次勇立潮头的时代实践中。两千多年城址未移、文脉不绝，广州仍在续写新的篇章。